“但学生营养工作没有法律规范，效果就很难保证。”胡小琪说，她所在的学生营养室每年都会向各地学校下发有关学生营养餐的指南和光盘，但下到基层，她才发现这些材料甚至都没拆封。因此，“立法”无疑将成为2015年中国学生营养工作的关键词。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学生营养室主任胡小琪

　　让胡小琪记忆深刻的那个孩子，身高不到1.4米，比同龄人的平均身高低10厘米以上。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以下简称“营养所”)学生营养室主任胡小琪当时正在广西一个偏远山村调研。为了勾起受试者的食欲，她在当地传统早餐米粉中加了肉和蛋，还配了一杯豆浆。但这个12岁的男孩将鸡蛋留在碗里，豆浆一口不喝，他说自己“从来没吃过这些东西”。

　　这正是中国学生营养面临的尴尬现状：农村学生营养不良和城市学生超重肥胖并存。国情决定了胡小琪所从事的营养改善工作只能先从农村开始。

　　2011年中国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以下简称“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财政每年支付160亿，为试点地区的农村学生提供每天3元的营养膳食补助。到2014年，该计划已经覆盖了22个省、699个试点县，累计3200万学生受益。

　　“但学生营养工作没有法律规范，效果就很难保证。”胡小琪说，她所在的学生营养室每年都会向各地学校下发有关学生营养餐的指南和光盘，但下到基层，她才发现这些材料甚至都没拆封。因此，“立法”无疑将成为2015年中国学生营养工作的关键词。

　　南方周末：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城市就开展了学生营养餐工作，目前中国学生的整体营养状况如何?

　　胡小琪：现在的基本情况是：中小学生的营养不良和超重肥胖并存。前者主要发生在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后者主要发生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

　　另外，慢性疾病低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中国城市学生的超重肥胖问题日趋严重，若再不采取有效防控措施，将很快赶超欧美。此外，学生们普遍存在微量营养素缺乏的问题，比如缺钙、铁和维生素A等。

　　南方周末：推进学生营养餐的过程顺利吗?

　　胡小琪：30年来学生营养餐工作的确历经起落。比如近年来出现一些食源性疾病或食品安全问题，有些学校领导就决定，把营养餐全部承包给企业，或者让外面送餐，这样出了事情，学校可以免责。

　　比如2003年辽宁海城发生豆奶引发的食物中毒事件。实际上豆奶和牛奶完全没关系，但事情发生后，很多地区就把学生牛奶停了。那时我闺女还在上小学，一夜之间北京的学生奶就取消了。

　　南方周末：在学生营养问题上，似乎你本人乃至整个国家的重心都放在农村地区?

　　胡小琪：针对城市学生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卫计委有一个“快乐十分钟”的项目，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动起来。现在城市学生肥胖原因就是吃得多，动得少。

　　中国这么大，国家不可能一步到位。目前实施的“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主要解决农村学生的营养不良和微量营养素缺乏。这也仅仅是试点，尚未铺开到全国。2014年6月，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海峰率团在云南省视察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落实情况时曾提出，计划已经试点3年，或许该拿掉“试点”二字了。

　　南方周末：中央财政每天给孩子们新增的3元钱补助，能充分发挥作用吗?

　　胡小琪：有报道说有些学校克扣这笔钱。但对偏远学校来说，采购、物流和制作确实需要额外费用。中央政府要求这3元钱，一定要“吃”到孩子嘴里，但是如何使用，并没有具体规定。

　　现在大部分试点学校都采用“学校食堂供餐模式”，将3元钱补到学生午餐里;没有食堂的学校会增加课间餐，基本模式是“牛奶+X”;在交通不便的教学点，因为学生人数少，就由附近的农户做好午餐，送到学校。这种情况下，3元钱就补给了做饭的农户。

　　南方周末：前不久你组织了一个有关学生供餐的国际研讨会，其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议题是什么?

　　胡小琪：我感觉我们和发达国家最大的差距是没有法律保障。英国、美国甚至在上世纪40年代就有了关于学生营养餐方面的法律。

　　目前，中国疾控中心只起到一个指导和建议的作用。我们收集学校的食谱，只能告诉他们缺乏了什么微量营养素，但改不改，没有人负责。

　　和近邻日本相比，我们的科普也做得不够。日本有关于“食育”的法律，专门针对学生的饮食和营养教育。法律规定，每个学校都要配有营养师，甚至是营养教师。

　　南方周末：在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是学生营养问题重要推动力量。在推广方面，有没有考虑过邀请知名人士进行学生营养宣传?

　　胡小琪：我们当然希望有这么一个形象出现。常言道，少年强则国强。当然，这只是一个希望，我们还是先把能做到的工作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