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卫生部疾控局副局长孔灵芝说：“面对严峻的慢性病防治形势，我们应该从多个层面去开展工作。”

　　“面对严峻的慢性病防治形势，我们应该从多个层面去开展工作”2014年11月27日，在“2014年身体活动与健康科学大会”上，原卫生部疾控局副局长孔灵芝做了《我国慢性病流行现状与应对》的主题报告，详实地分析了目前我国慢性病流行的现状，以及应对的策略和行动。

　　现状：

　　慢病成居民主要死因之一

　　《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3》显示，2012年我国心血管病死亡率为255/10万。在城市居民疾病死亡构成中占41.1%，在农村占38.7%，平均每5例死亡中就有2例死于心血管病，死亡率居各种疾病之首。这份《报告》估计，目前全国有心血管病患者2.9亿，其中高血压2.7亿，脑卒中至少700万，心肌梗死250万，心力衰竭450万，平均每5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患有心血管病。

　　“这只是冰山一角”孔灵芝说，肿瘤、糖尿病、慢阻肺等其他慢病引起的死亡比例也在不断上升，目前已成为我国居民主要死因之一，而许多慢病及其并发症还具有致残性，“不但给患者的生命余年带来痛苦，还增加了个人及家庭的经济负担。”

　　应对：

　　多层面开展防治与行动

　　“慢性病的防治工作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其工作涉及的内容比较广，应由多层面来共同实施”孔灵芝称，可以从政策、社会、组织、技术、体系等层面来展开。

　　政策层面上，应是多部门的政策开发，分卫生部门和国家深化医改两条线。在卫生线，应以防控规划促共识，建立支持环境，其中长期规划体现在已经发布的文件中，比如《中国慢性病防治工作规划(2012-2015年)》、《中国烟草控制规划(2012-2015)》等;国家政策层面上，已形成了“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政策思路，在保基本方面做到了提高慢性病患者门诊统筹和住院费用的报销比例，实施好公共卫生服务，开展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管理，而在强基层方面上加大了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改造和建设的力度，逐步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成为群众看病就医的首选之处。

　　另外，与中央财政加大对慢病重大项目投入也分不开。中央财政对慢病防治项目的资金补助是逐年增长，从2005年的500万到2014年的6.38亿元，数字的上升即可证明这个力度，直接带来的好处是扩大了项目的覆盖范围，使更多的患者受益。孔灵芝说，尤其是示范区的建设，目前已初见成效，在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控烟履约、省部共建等项目表现尤为突出。

　　社会和组织层面上，要发动NGO、媒体、企事业单位和百姓，全员参与。孔灵芝指出，各类NGO在慢性病预防、健康教育、防治结合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利用好媒体的正能量宣传，用老百姓能理解的语言和方式来办事，才能更好地实现慢病项目的价值最大化。”

　　技术和体系层面上，要体现防治结合的特点，做好5个管理。孔灵芝说，要降低群体危险因素水平，联合国家级慢性病防治体系的“三驾马车”，开展早诊早治，加强社区主战场和监测体系的拓展及完善，同时整合医学、医联体，促进防治结合，提高工作效率，争取把慢病项目真正做到实现“改变全民生活方式，降低慢病患病人群上升比例”的目标。

　　展望：

　　政府主导确保慢病防控有效运转

　　与慢性病防控的严峻形势和百姓的健康需求相比，目前我国的慢性病防治还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即全社会对慢性病的危害依然认识不足，市民中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普遍存在，如运动不足，膳食结构不合理，对烟草危害认识不足等，因此，孔灵芝强调了要从六个方面去加以完善，要充分认识到在政府主导下实施慢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意义。

　　第一， 以规划促进共识，建立支持环境。

　　第二， 以卫生(健康)城市创建为平台，提高政府重视程度。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曾倡导要将慢性病防控纳入卫生城市创建指标体系，积极探索建设健康城市与卫生城市相结合的做法。截至目前，已在北京、山东、重庆、苏州等省市完成了健康教育、健康服务、健康饮食、健康文体、健康环境等五大工程。

　　第三， 以创建示范区为契机，推动慢性病综合防控。

　　第四， 以健康生活方式为载体，动员全民参与。行动开展有以来，已成为大众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的重要平台。截至2014年6月，全国启动行动的县(区)数达到2298个，占全国县(区)总数的74.1%。

　　第五， 以推进基本公卫服务均等化为抓手，实施慢病患者规范化管理。卫计委、财政部等多个部委发文，将2014年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调整为35元，新增经费全部用于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第六， 以信息化建设为纽带，实现机构协同运转。

　　“我们的防治工作应以政府主导为主线，进行多部门合作，才能使‘疾控—医院—社区’这三条线正常运转”孔灵芝说，构建出“防治结合、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三位一体”防治体系，理顺好三条线的“评估协调”、“治疗指导”、“规范管理”的关系，才能保证慢病防治工作的顺利进行，夯实防控基础，实现百姓获益的终极目标，“当然，这个前提是提倡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