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一半以上的死亡由非传染性疾病引起，据估计约有2900万人死亡（全世界非传染性疾病死亡人数为3600万人）¹。约30%的死亡发生在60岁之前。全世界各区域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和残疾人数不断增加，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增长最快，预计非传染性疾病的增长速度将超越传染病降低的速度，从而导致双重疾病负担不断加重²。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15-49岁的妇女中死于非传染性疾病的比例是高收入国家女性的四倍¹。

早逝和残疾的负担威胁着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在印度，一半以上的结核病死亡可归因于烟草，而负担最高的国家中，四分之一的新发结核病病例由烟草使用和糖尿病导致³。在公共卫生系统薄弱的地区，医护费用可能会使贫困家庭深陷负债和疾病恶性循环之中。例如，在印度，糖尿病患者的治疗支出平均占其家庭收入的15—25%⁴。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心血管疾病对印度25%的家庭带来灾难性支出，并使10%的家庭陷入贫困⁵。另外，罹患非传染性疾病的人缺勤、失业或提前退休的可能性增高⁶。鉴于上述证据，世界经济论坛已将非传染性疾病列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最大威胁之一⁷。

科学家认为，采取初级预防、卫生保健干预措施和良好监测等一整套行动能够大幅度降低非传染性疾病负担^8,9。基于这些证据，世卫组织193个会员国在2000年世界卫生大会上通过了一项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的全球战略。随后，世卫组织还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饮食、身体活动与健康全球战略》及《减少有害使用酒精的全球战略》。所以，目前已具备降低非传染性疾病负担所需的多项工具，此外，世卫组织2008-2013年全球战略实施行动计划确定了具体行动¹⁰。

降低非传染性疾病负担不再仅仅是一项技术问题，它还是一项政治问题¹¹。发展中国家的卫生部长和决策者已意识到疾病负担和现有的具有成本效益的干预措施。然而，迄今为止，捐助方和国际发展界的反应却一直较为缓慢，部分原因是，非传染性疾病并不在千年发展目标之列。虽然捐助方反复作出承诺，包括在《援助实效问题巴黎宣言》和《阿克拉行动议程》等作出承诺，但是，即便非传染性疾病引起的早逝超过死亡总人数的三分之一，非传染性疾病领域获得的援助却不到卫生发展援助总额的3%¹²。

世卫组织的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战略的行动计划为改变现状提供了一份路线图¹³。自2008年获得通过以来，在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倡导下，一场围绕这些共同目标开展行动的全球运动已经拉开序幕。例如，《关于非传染性疾病与伤害的多哈宣言》呼吁将非传染性疾病预防和控制纳入全球发展议程。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于2009年7月进行了讨论，促成联合国大会于2010年5月通过一项决议，要求联合国在2011年9月举行一次有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的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问题高级别会议¹⁴。正如2001年艾滋病毒/艾滋病高级别会议标志着艾滋病毒流行的转折点一样，这一会议也提供了一次在全球发展议程中更加重视非传染性疾病的契机¹⁵。

在世卫组织所有六个区域中为开始筹备高级别会议进行了区域磋商。这些磋商形成了宣言或成果文件，确定了非传染性疾病应对行动的优先次序，并反映了会员国的期望。从区域磋商情况来看，会员国有以下一些期望：决策者就非传染性疾病预防作出更大承诺；采用更为有效的机制和监督跨部门行动；非卫生部门承担更大责任；以及扩大世卫组织行动计划的规模。

最终，高级别会议的成果将取决于各会员国所列的重点。至少，这一会议应提高决策者对非传染性疾病的认识，并作出更高级别的政治承诺。为确保各国充分准备高级别会议并着重讨论如何加强非传染性疾病预防行动，卫生专业人士的参与至关重要。如果卫生专业人士为全球和国家非传染性疾病处理行动提供指导和支持，他们的积极参与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改变非传染性疾病的流行进程，避免数以百万计的人过早死亡。